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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高教研究》文章格式要求
一、文献注释格式
（一）中文文献
- 页下注的表示方式（正文中的注释都要用页下注表示）：
- 著作类：
作者名：《著作》第X卷（册），XX出版社XX年版，第X页。
- 文章类：
杂志：作者名：《文章》，《杂志》XX年第X期。
报纸：作者名：《文章》，《报纸》XX年X月X日第X版。
网络：作者名：《文章》，XX网（具体网址）。
论文：
①学位论文：作者名：《文章》，XX学位论文，XX大学，XX年，第XX页。
②会议论文：作者名：《文章》，XX会论文，XX（地名），XX年X月，第X页。
析出文献：作者名：《文章》，载作者名《书名》，XX出版社XX年版，第XX页。
转引文献：
①作者名：《文章》，转引自作者名《书名》，XX出版社XX年版，第XX页。
②参见作者名《书名》，XX出版社XX年版，第XX页。
档案文献：《文章》，XX年，XX档案馆藏，资料号：XXXX。
注意：作者人数过两位的话，只保留两位作者，后面用等。
（二）外文文献
1.专著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外国专著前面要加国籍并加方括号。例：[英]。
书名用斜体，其他内容用正体；出版地后有英文冒号，其余各标注项目之间用英文逗号隔开（注意每词首字母的大小写，介词、连词除外）。
示例：
Seymou Matin Lipset and Cay Maks，It Didn’t Happen He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W. W. North ＆ Company，2000，p.266.
2.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析出文献题名/所载书名或期弄名及卷册/出版时间。析出文献题名用英文引号标示，期刊名或书名用斜体，其他内容用正体（注意每词首字母的大小写，介词、连词除外）。
示例：
Christophe Roux-Dufort，“Is Crisis Management (Only) a Management of Exceptions?”，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Vol.15，No. 2，June 2007.
注意：书后参考文献，分两部分，中文在前，英文在后，都按姓氏首字字母排序。
注意：作者人数过两位的话，只保留两位作者，后面用et al。
3.英文网络文献
标注顺序：作者/文献名称/XX网（官网）/网址
示例：QS: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QS官网，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subject-rankings/2017.
注意：文献名称加引号，网址后面用点，不用句号。
二、级题设置
文章级题设置须逻辑紧密、结构合理、层次清晰。正文标题序码如下，如：一、二、三……；再下面的标题序码，依层次分别用（一）（二）（三）……，1.2.3……，（1）（2）（3）……标示。
三、图表、数据要求
1.书稿中请不要出现使用地图类的图，包括示意图、鸟瞰图等。
2. 数据力求准确。正文数据要与图表数据一致，且小数点后，统一保留两位数。图表随正文走。
3.表格要求：①表头五号黑体字，表文小五号宋体，单位和续表，这几个字是小五号书宋体。②表格的排法：表格要做成开放表。上下要加表线，左右不加，表格里面要加经纬线。
四、标题、正文格式要求
1.中文标题：文章标题，宋体、小三、加粗；一级标题，宋体、四号、加粗；二级标题，黑体、小四、不加粗；三级标题，宋体、小四、不加粗。
2.英文标题： Times New Roman、小四、实体词首字母大写、虚词小写。
3.正文：宋体、小四、1.5倍行间距；摘要：“摘 要”二字，中间空格，黑体、小四，摘要部分内容，楷体、小四；“关键词”三字，黑体，小四，关键词部分内容，楷体、小四，中间用分号间隔。摘要、关键词部分顶格。
4.文章有基金项目支持：题目尾部标注一个*，页面底端注释标明基金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最后一位作者处标注两个**，页面底端注释标明作者简介。文章无基金项目支持：最后一位作者处标注一个*，页面底端注释标明作者简介。
5.文中序次对应关系：第一，第二，第三……；首先，其次，最后；一是，二是，三是……；其一，其二，其三……；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混用、缺省。
6.文件、法律等，每篇文章第一次使用要用全称，多次出现可在第一次出现时写明（以下简称XXXX）。
以下是范文：
中国高等商学教育百年发展研究*
作者一 作者二 作者三**
摘 要：中国商业文明源远流长。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则肇端于清朝晚期。一百多年来的中国高等商学教育在多重力量共同推动下，逐步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教育体系。其在清朝晚期的主要特点是西学东渐、商学开蒙；在民国时期，经历了商科初隆、事业渐兴、弦歌不辍、复员发展四个阶段后渐成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商学教育从初期借鉴苏联、“文革”期间克艰求生至改革开放之后的转型发展，逐步走向世界。百年高等商学教育发展的启示是：坚持立德树人、坚持理论联系实践、坚持开放办学。
关键词：高等商学教育；发展历程；启示
一 产生背景
在我国，“商学”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商”的概念，却已历经千百年。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从商朝商人的始祖王亥开始，到周朝诸子百家热议“义”与“利”，秦朝统一货币“秦半两”，汉朝产生专门记录著名商人的《史记•货殖列传》，唐朝设置市舶使，宋代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再到明清出现钱庄、票号等早期金融机构，涌现了徽商、晋商、广州十三行等商人类型，中国商业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商业奇才，孕育了璀璨的商业文明和商学文化。
当商业与教育相结合，就产生了商学。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成立，标志着商学开始跻身高等教育之林。如果说中国高等商学教育根植于千年的商业文明和商学文化的沃土，而近代以来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则成为中国高等商学教育产生的催化剂。西洋的坚船利炮粉碎了清政府天朝大国的梦，与之而来的不仅有西洋的商品、商业，也有传教士，以及商学知识的传播。一批有识之士率先开眼看世界，先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开始主动学习西方，包括西方的商学。可以说，中国高等商学教育的产生，既有内生性因素，也有外发性因素；既有主动性质，也有被动成分，是时代的产物。
二 发展历程
中国高等商学教育，萌芽于清朝晚期，成长于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探索，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走向世界。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几经曲折，弦歌不辍，谱写辉煌。
（一）清朝晚期
清朝晚期，高等商学教育开始萌芽，从西方的传教士到本国的洋务派，从民间个体传播商学到政府决策推动商学发展，从学堂到大学堂（大学）、专门学堂，多种社会力量共同用力，形成了商学发展的共同体，高等商学教育微苗茁壮。
1.西学东渐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西学东渐，西方各类商业和商学知识也传入中国。传教士成为商学在华传播的重要力量。其代表人物为英国传教士米怜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他们通过办报纸、写书籍，宣传商学思想。1887年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等在上海创立广学会，先后出版商学书籍14部，成为晚清传教士在华的重要出版机构。
19世纪60年代后，清朝内部洋务派主张自强、求富，也开始积极传播商学。1868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清廷，于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创办的西书翻译机构，曾出版《保富述要》、《国政贸易相关书》和《工艺与国政相关论》等商学书籍。
由于通商口岸的外国洋行及企业商业活动的需要，教会学校纷纷开设了英语课程。商学课程也应运而生。1860年，在总理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奕?的主导下，清政府开设了京师同文馆，设置天文算学等课程，培养通晓西方科技的人才。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机构，同文馆在1876年开设课程“富国策”，由总教习丁韪良主讲，这是中国最早在学堂开设的商学课程。此后，登州文会馆和上海中西书院也开设了“富国策”课程，传播商学知识。与此同时，商学概念逐渐明晰。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著作中正式提出商学概念，全面阐述了他的商学观念。
2.商学开蒙
1895年，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大国竟然败于一衣带水的近邻小国，甲午战败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民族耻辱感，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康有为提出了政治救国，张元济提出了教育救国，而郑观应等人提出要商业救国。发展商学已从民间共识上升为政府决策。
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一方面，明确各省商务局要广设商务学堂、多译商务书籍；另一方面，倡导各地设商会，积极兴商学、译商书、办商报。高等商学教育开始萌芽。各地学堂纷纷开展商学教育。这些学堂包括：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和江南储才学堂；盛宣怀在天津创办的中西学堂（北洋大学堂前身）；陈宝箴在湖南创办的时务学堂，等等。商学书籍逐渐增多。《原富》是当时的力作，由严复根据英国亚当•斯密的The Wealth of Nations翻译，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是国内最早的中译版本。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庄廷龄著书China：Her History, Diplomacy and Commerce，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外交与商业。商报兴起，最初多由个人创办，后成为政府机构和商会集体行为。比较有影响力的商报有：北京的《商务官报》、上海的《工商学报》、湖南的《湘学新报》和湖北的《湖北商务报》等。
基于各高校校史的考察，中国综合性大学最早开设高等商学教育的是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最早的高等商学专门学校可追溯到南洋高等商业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由孙家鼐主持成立，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大学堂在短短5年间先后制定了3部章程：《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分别提到了商学专门学、商务科和商科大学的设置。成立当年的章程规定，课程分为溥通学和专门学两类，商学是十大专门学之一。由于缺乏相应水平的生源，直到1910年才举行了分科大学的开学典礼。商学包括银行及保险学门、贸易及贩运学门和关税学门，标志着京师大学堂商学教育进入了分科大学阶段。在此期间，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和进士馆也都开设了理财、商政等商学课程。在私立学堂方面，南洋高等商业学堂是代表之一。它的前身是南洋公学，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1907年学校派商科毕业生杨锦森等6人赴美留学。清政府还成立专门学堂，培养商学人才。1903年，清政府度支部在《会奏设立财政学堂酌拟章程折》中提出设立财政学堂，其宗旨为“养成财政通材”。同年，清政府税务处在《税务大臣：奏开班税务学堂折》中提出设立税务学堂，“为税科专门，以造就各关理事人才为宗旨。”
（二）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初期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学制改革使商科和商科教育机构的地位得以确立，民族工商业发展对工商管理人才形成强烈需求，多重因素促使商业专门学校和大学商科纷纷创设，高等商学教育渐成体系。全面抗战时期，高等商学教育弦歌不缀，在战火中坚持办学。抗战胜利后，高等商学教育复员，得到进一步发展。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则开展了有特色的商学教育。
1.商科初隆
民国初立，临时政府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专门学校令》和《大学令》，规定了专门学校包括商业等十类，大学分商科等七科，确立了商科的地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形成了包括职业教育思潮等在内的各类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得以传播。政府推行振兴实业计划，促使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对于商业人才的需求更显迫切。这些从制度、思想、社会需求等方面为商科的创立、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商业专门学校和大学商科陆续创办。专门学校在当时是与大学平行的一种高等教育，分类培养商业等十类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人才培养也分预科、本科、研究科三个层次。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等各类高等学校纷纷创办、发展商科。公立大学中，比较著名的有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美国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认证（以下简称为AACSB认证）在《管理教育全球化报告》(2011)中认为该校是“在中国第一所按照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现代商学院”。私立大学中，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先后于1917年、1919年、1921年开设商科。教会大学中，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学院分别于1918年、1921年、1922年开设商科。当时派遣留学生是培养商学专门人才的途径之一。除官派和自费外，还有一些实业团体和实业家出资派遣留学生，其中包括经济科等商科学生。
商学研究框架初构。此时，商学书籍日益增多，商务印书馆成为民国时期出版商学教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1915年前后先后组织编写出版了《商业算术》、《商事要项》等19种商业学校专门用书。伴随着商科的发展，专业的商学社团及其刊物在清朝晚期的基础上得到了拓展。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成立了商学社团，并设有门槛，如中央商学会的普通会员资格限定在高等专门以上之商科和经济科毕业者。商学期刊也开始出现，1916年创刊的《商学杂志》是民国初年商学专业期刊的代表。商学术语开始形成，中国首部现代辞书——《辞源》较系统地收录了多条商学名词，商学词汇逐渐成为各界的通用语言。
2.事业渐兴
1922年到全面抗日战争之前，壬戌学制及《大学组织法》等法规颁布，加上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高等商学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大学分科改为分学院，分设文、理、法、农、工、商、医各学院，并增设教育学院。凡具备三个学院以上者，方可立为大学。大学商科由此逐步改为商学院。专门学校改为专科学校，分为四类，商业专科学校为其中独立的一类。
根据教育部统计，1936年全国设立商学院的大学共12所，独立商学院3所，商业专科学校1所。这一时期，武昌商科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是中国仅有的两所商科大学。武昌商科大学于1926年冬并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武汉大学经济学科源头之一。而上海商科大学几经变迁后成为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1932年改组独立，更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为当时唯一的国立商学院。这一时期的商学教育重视实践教学，教育部要求商科教育必须具备相应的实习场所，例如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专门建有实习银行、消费合作社等实习场所。
壬戌学制后，高等商学教育趋向成熟。1923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新学制教科书”，其中商学教材门类齐全，涵盖了与现代商业运行有关的很多分支学科。商学著作成倍涌现，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商学著作数是此前近20年的两倍多，民国时期商学各科代表性论著大多在此期间出版。商学专业辞典开始系列出现，以《实用商业辞典》为代表的商学辞典的编撰和流行是商学学科术语体系定型的标志，也标志着商学学科日趋成熟。
3.弦歌不辍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实施“战时教育方针”，高校大规模迁移。至1938年底，共迁址调整高校55所，为国家保存了一批精英力量，也为高等商学教育保存了实力。
全面抗日战争初期，教育部一方面继续规范高校办学，如规范大学及独立学院学系的名称设置等；另一方面，为保存高等教育实力，将东部地区城市的高校迁往内地，并进行改组、调整。最为著名的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共同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落户昆明后设5院26系，商学系设于法商学院内。1938年至1946年法商学院共毕业学生1296人，占全校毕业生人数的34.7%。1937年，重庆大学商学院创建，马寅初、刘大均、朱国璋、陈豹隐先后出任院长，丁洪范、朱祖晦、罗志如、程绍德、杨荫溥、潘序伦等著名学者任教，很快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学院之一。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在“流亡”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大学和独立学院由1936年的78所增加到1945年的89所，同期专科学校由30所增加到52所。教育部门克服重重困难，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商学教材、著作、期刊，如潘序伦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王孝通的《中国商业史》。当时还出现了结合战争时期特点的一些研究成果，如《中国战时物价与生产》，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4.复员发展
全面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西迁高校的回迁复员、改设和停办高校的恢复办学、内地在回迁高校遗址上重办新校、接收改造敌伪地区高校等方式，高等教育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发展。
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6年全国高校有108所，学生近4万2千人。抗战爆发后，高校一度减少了15%，学生减少了四分之一。到了1947年，高校恢复发展到207所，学生增加到15万5千多人，高等教育规模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高等商学教育也发展壮大。国立大学商学院和独立商学院大都重新恢复，多所私立大学商学院也得以恢复，有的改为国立；新办了一批商学院和商业专科学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接管高校223所，其中设有商科的院校93所。
商学研究不断推陈出新，新生了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独立探讨和思考的研究团体。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会刊《新路周刊》，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站在了当时的学术制高点。独立时论社将发表的论文结集为《独立时论集》公开出版，重点关注经济热点，倾向于独立的学术分析。
5.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商学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了一批学校，这些学校中的商学教育立足实际，以干部教育为主，以群众教育为辅，学制与内容灵活多样，注重实效，培养了大批人才。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就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设立了经济学研究会，开设了一些商学类的课程，以培养革命干部。1933年在江西瑞金创建了苏维埃大学（次年苏维埃大学合并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共中央党校），开设了国民经济、财政等8个班，课程包括理论、实际问题研究和实习3部分，修业期限为半年。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直接领导的学校共17所，学员数万人。在这些学校中，商学教育较有特色的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和延安大学。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区的教育转向为解放战争和土地革命服务，教育重心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解放区的高校进一步正规化。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1949年迁往北京，建国后组建成中国人民大学，成为解放区自己创办的正规大学的杰出代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商学教育跌宕起伏。20世纪50年代，借鉴苏联模式，实施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初步建立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人才培养体系。历经波折后迎来改革开放，高等商学教育进入了规模扩大、层次多元、重点建设加强、国际化办学加快的发展阶段。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的高等商学教育也形成了各自特色。在探索有自身特色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中国高等商学教育的办学水平不断提升。
1.借鉴苏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国家采取全面学习苏联的做法，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财经”一词取代商学。高等财经教育在高校设立与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学科目录等方面全面借鉴苏联经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高等院校在新建和调整中得到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和专业知识的新中国的建设人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的《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接受苏联建设经验，所开设的专业以财经专业为主。紧接着是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院系调整对新中国高等院校的布局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高等财经教育最显著的影响是将大部分财经专业集中在华东、西南、中南、东北的4所多科性财经学院中，即：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四川财经学院、中南财经学院、东北财经学院。此外，还有部分综合性大学和专科学校设有少量财经专业。1958年至1960年，在大跃进背景下，高等财经院校尤其是地方高等财经院校发展迅速。不仅各地纷纷成立财经学院，一些院校如东北财经学院内部还制定了五年跃进规划方案。
财经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和专业目录设置也借鉴了苏联经验。开展了一系列教学改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改财经学科为专业，人才培养由“通才”向“专才”转变；二是中央教育部统一制定和颁布教学计划，学校则据以制定课程教学大纲；三是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四是成立教研组（室），实行集体备课制度。这一时期，苏联专家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所急需的财经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积极的帮助。1954年，参考苏联大学专业目录制定的《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获中央政府通过。该目录共设置257种专业，其中财经类专业17种。1963年，国家颁布了新的《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此次共设置432种专业，其中财经类专业12种。
2.克艰求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开始，全国所有高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高校由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命委员会接管。只有少数高等财经院校和综合性高校的商科院系仍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办学。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和合并部分院校，其中，财经类院校是重灾区。全国仅剩下“1所半”财经院校，其中“1所”是辽宁财经学院；“半所”是湖北大学（后改名为湖北财经专科学校）。1973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高等院校获准恢复或创建。综合性大学的财经系科虽然也面临不少困难，但还在坚持发展。如厦门大学经济系在1971年开设财务会计、计划统计和政治经济学三个财经类专业，共招收了120名学生。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文革”后期也分别增设了工业经济和世界经济专业。
3.转型发展
1977年10月，国家宣布恢复高考，中断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文革”期间被撤消的财经类高校先后恢复。改革开放后，高等商学教育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1）量质齐升。财经专业成为热门专业，财经院校数量从1977年的7所增至2015年的261所，增长了37倍。同时，非财经类高校也纷纷设立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或商学院。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现改为财政科学研究院）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是我国特殊的高端财经人才培养基地，被赞誉为财政金融界的“黄埔军校”。后者已并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在数量扩张的同时，国家先后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双一流）”等重点建设项目，高校办学质量不断提升。经管学科的学科专业目录也不断演变，本科和研究生专业目录先后历经四次、三次调整。国家还开展过三次国家级重点学科评选活动，1998年评选出20个经管类二级学科，2002年评选出44个二级学科，2007年评选出15个一级学科和44个二级学科。
（2）人才培养体系层次逐渐完整、质量不断提高。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高校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本专科学生。1978年，高校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1年，首批博士研究生入学。1992年，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成立。至此，中国建立了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层次完整的高等商学人才培养体系。自1979年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开设第一期企业管理研究班后，高校和政府部门等纷纷开设各类培训班，为财经人员提供专业培训。1991年，国家正式决定设立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BA），此举开创了中国专业学位教育的先河，打破了学术型学位一统天下的局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9所高校成为首批试点高校。进入21世纪，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迎来了大发展。截至2017年，国家共批准设立了10个经管类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的重要成果和质量标志。教育部从1999-2014年每年评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5次评选共计1469篇博士学位论文入选，其中，经管学科有42篇。博士后流动站制度通过特殊的管理方式来培养和造就高级专业人才。1992年国家在社会科学领域设立博士后流动站16个，其中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7个。
（3）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功能日益强大。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高等商学教育快速发展，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日益繁荣。为推动基础研究发展，国家于1986年和1991年分别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财经学科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数量日益增加，研究质量不断提升，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79年，中国会计学会和中国财政学会成立大会在广东佛山召开；随后，一批财经类全国性学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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